一、早期仕途
    谢升，这位生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按官年计算为万历十年即1582年）的杰出人物，早年便遭遇了家庭的不幸，先是失去了母亲，后又痛失父亲，但这些并没有阻止他追求学问的脚步。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谢升考中举人，四年之后，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他在殿试中以三甲第三十五名的成绩获得同进士出身的荣誉，正式迈入了仕途。
    登科后，谢升初任三河知县，他的治理风格深受百姓爱戴。他以其卓越的才能和果断的行动力，解决了许多前任未能解决的问题，对待官府如同对待家庭一样细心，对待百姓则如同对待子女一般关爱。这种亲民的作风和卓越的行政能力，很快使他在地方上声名鹊起。
    不久，谢升调任遵化知县，但在任上不久，由于要为祖父守孝，他不得不暂时离开了工作岗位，这是古代中国官员遵循的孝道传统。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谢升再次出仕，担任雄县知县，而后又改任滑县知县。在这些岗位上，他表现出了严谨的品行和清廉的操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不向任何势力妥协。
    谢升的政绩和正直的品格最终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他被征召入京，两年后，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他获得了吏部考功司主事的职位，随后又升任文选司员外郎。在吏部任职期间，他深入理解了国家的人事选拔和考核机制，这对他未来的职业生涯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宦海沉浮
    天启四年（1624年），谢升在东林党人赵南星的举荐下，出任文选司郎中。然而，当赵南星试图干预人事任命时，谢升坚守原则，拒绝成为其执行命令的工具，毅然辞职，展现了他刚直不阿的性格。这一举动也使得他在魏忠贤掌权后，虽未依附东林党，亦未屈从于魏忠贤，从而在天启六年（1626年）被起用为太常寺添注少卿。
    谢升在魏忠贤统治时期，始终保持独立立场，拒绝参与为魏忠贤建立生祠的活动，并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了赵南星的生命安全，显示了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勇气。魏忠贤垮台后，谢升在崇祯元年（1628年）再度得到起用，担任太常寺少卿，标志着他仕途的再次复苏。
    崇祯二年（1629年），朝廷在考虑派任各地巡抚时，谢升主动请缨，但当得知可能被任命为顺天巡抚时，他感到这是对自己不利的安排，于是称病推辞。在接下来的太仆寺卿人选会推中，他又突然表示身体康复，成功获得此职。这一系列事件引起言官毛羽健的弹劾，指责他言行不一，但最终事件未有实质性后果。
    崇祯三年（1630年），谢升升任吏部左侍郎，后调任南京吏部尚书。然而，他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崇祯五年（1632年），因路振飞的弹劾，谢升被冠以“九尾狐”的恶名，虽未被证实，但也未能进一步升迁。
    直到崇祯七年（1634年），在首辅温体仁的支持下，谢升终于登上吏部尚书之位，他在此期间协助温体仁排挤政敌，但也因未对霍维华的提名提出异议而遭到弹劾，最终在崇祯十年（1637年）被罢官。
    然而，谢升的命运并未就此终结。崇祯十二年（1639年），在新任吏部尚书迟迟未到任的情况下，他再次被崇祯帝起用，担任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这一次，谢升推行了一系列新的人事政策，使人事工作井然有序，深得崇祯帝的赏识，证明了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价值。
    三、跻身阁臣
    谢升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四月二十八日，被授予礼部尚书之职，随后更进一步，拜东阁大学士，与陈演一同成为内阁成员，这意味着他已跻身帝国决策的核心层。不久，谢升的官衔不断攀升，加封少保，改任吏部尚书，进位武英殿大学士，最终升至少傅、建极殿大学士，成为朝中极具影响力的阁臣。
    崇祯十四年（1641年），面对松山、锦州前线的危急局势，明朝军队陷入困境，无力实施有效救援。此时，谢升私下对阁僚表达了对议和的支持态度，这源于他对战局的深刻洞察和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在兵部尚书傅宗龙谈及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倾向于对清议和时，谢升认为议和或许是一条可行之路。他建议采用“用间”策略，以引导崇祯帝同意与清朝进行议和谈判。崇祯帝最终接受了这一提议，委任陈新甲主持议和事宜。
    然而，谢升的立场和言论最终给他带来了麻烦。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在与新任科道官讨论兵饷问题时，谢升不慎批评了崇祯帝过于自负，过于依赖个人判断，导致国家陷入危机。他还透露了崇祯帝在奉先殿祈签后决定议和的内情，这被认为是泄露了宫廷机密。科道官们听闻此言，立即上报，弹劾谢升“归罪天子”，“诽谤君父”，“泄禁中语”，“大不敬”。
    崇祯帝对此极为愤怒，下令对谢升进行议处。同时，言官米寿图在弹劾兵部郎中张若麒时，也将矛头指向了谢升，指控他是张若麒背后的庇护者。面对众多弹劾，崇祯帝原本意图严惩谢升，但鉴于朝中大量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