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入仕途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杨嗣昌中举人，这是他步入仕途的起点。四年后的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他在殿试中位列三甲第一百九十六名，获赐同进士出身，标志着他正式踏入了明朝的官僚体系。此后，杨嗣昌开始了他多姿多彩的官宦生涯，先后担任杭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等职位，这些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行政能力，也为他后来在户部任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嗣昌在户部的历练尤为重要，他先是在福建司和江西司担任主事及员外郎，后于泰昌元年（1620年）升任户部郎中，不久又迁至南京户部新饷司郎中。在这个位置上，他展现了对财政管理的深厚理解，尤其是在处理边疆军饷问题上。当登莱巡抚袁可立因辽东战事紧急向朝廷请求拨款时，杨嗣昌及时上书，呼吁朝廷发放二十万两银子以稳定军心和民心，显示出了他对国家大事的高度责任感和敏锐洞察力。
    然而，正当杨嗣昌在官场崭露头角之时，朝中政治风云突变。随着魏忠贤势力的崛起，朝堂之上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为了避免卷入这场政治旋涡，杨嗣昌选择了明哲保身，以病为由辞官归乡，与父亲杨鹤一同隐居在湖南武陵，享受着田园生活的宁静。这不仅是对个人安全的考量，也是对家族未来的保护。
    在隐居期间，杨嗣昌并没有完全远离政事，而是利用自己在户部积累的丰富经验，开始整理和总结有关边疆财政和军事后勤的知识。他编纂的《地官集》二十卷，系统地记录了他在户部工作时对于边疆事务的观察和思考，这份着作不仅是他个人学术成就的体现，也为后人研究明末边防政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获任边寄
    天启七年（1627年），随着信王朱由检即位为崇祯帝，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被排挤的杨鹤、杨嗣昌父子迎来了新的机遇。崇祯帝对杨嗣昌的才华早有耳闻，尤其对其着作《地官集》印象深刻，这促使杨嗣昌得以重新启用。崇祯元年（1628年），他被派往河南汝州道分巡，翌年冬又调任霸州兵备道，负责地方军事与治安。
    崇祯四年（1631年），杨嗣昌升任整饬山海关内监军兵备道，负责关键边防区域的安全。然而，家庭的不幸接踵而至，他的父亲杨鹤因招抚农民军首领神一魁失败，被判死刑。杨嗣昌深感忧虑，多次上疏请求辞职，愿意以自身官职换取父亲的性命。崇祯帝被其孝心所感动，最终赦免了杨鹤的死罪，改为戍守江西袁州，并劝慰杨嗣昌继续为国效力。
    崇祯五年（1632年），杨嗣昌被委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海关、永平府等要职，负责提督军务。在任内，他积极整饬防务，加固山海关两翼城，显着提升了边疆的防御能力。崇祯七年（1634年），他更进一步，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镇总督，频繁上疏讨论边防策略，提出开矿招工的创新思路，以削弱潜在的叛乱势力。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展示了杨嗣昌的治理才能，也加深了崇祯帝对他的信任。
    然而，命运的考验并未结束。崇祯九年（1636年），关外满清入侵，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国家陷入危机。崇祯帝决定起用杨嗣昌，命其接任兵部尚书。面对如此重任，杨嗣昌曾三次上疏请求辞让，但都被崇祯帝拒绝。次年三月，杨嗣昌抵京履新，直接进入政治决策的核心，开始了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阶段。
    三、张网剿寇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之时，明王朝正遭受内外交困。外部，满清的铁骑频频南下，威胁京师安全；内部，以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在中原地区流动作战，成为明朝的心腹之患。杨嗣昌上任之前，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黑水峪大败起义军，生擒高迎祥，使得局势暂时有所缓解。然而，杨嗣昌在守制期间已对时局进行了深入思考，他深知国家面临的危机，并且具备出色的口才和笔力，每次面见崇祯帝时都能条理清晰地陈述观点，与前任兵部尚书的木讷形成鲜明对比，深受皇帝赏识。
    杨嗣昌对明朝未来的规划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攘外必先安内”，二是“足食然后足兵”。他主张先与清朝议和，以稳定京畿周边局势，集中精力对付内部的农民军。同时，他提议增加兵力和军饷，采取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包括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等方法。崇祯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先后向民间加派剿饷和练饷，试图通过充实军力来解决内乱。
    杨嗣昌提出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计划，是其战略的核心。该计划依赖于总督洪承畴和总理王家桢的配合，但在杨嗣昌看来，王家桢能力平平，无法胜任重任，于是经由密友礼部侍郎姚明恭的推荐，向崇祯帝举荐了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六省总理。熊文灿在围剿农民军方面颇有建树，使得各地督抚在杨嗣昌的指挥下对农民军的围剿取得了明显进展。
    到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湖广地区的农民军领袖刘国能、张献忠先后接受熊文灿的招抚，但杨嗣昌基于父亲杨鹤招抚失败的经验，对张献忠等人持怀疑态度，主张他们必须“杀贼自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