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的讲述特别平静，当他把战史中汇总得出的伤亡数字，分拆开来每天单独记录时，却有着一种令陈一鸣震撼到心底的莫名力量。
    作为一名导演，陈一鸣眼前似乎能够浮现出当时天马山的景象。
    战壕、交通壕彻底不复存在，曲里拐弯的防炮洞也一并化为弹坑的一部分，坑道出口全部垮塌不能出击，存活的战士们只能趴在弹坑里防守。
    方圆大几百米的山头，被4个榴弹炮营不间断覆盖，所谓一坑不二弹的战场规律纯属笑话。
    他实在无法想象，如此绝境之下，十几个伤员怎么扛住一整天，坚持到天黑友军赶到换防。
    李玉成并不理会陈一鸣的纠结，他语速毫无变化地讲述着，似乎这番话已经在他脑海里萦绕了许多年，熟悉到不需要经过任何思考与回忆。
    “上去头几天，我们排长私底下很气，因为9连长明摆着对我们的战斗力不放心，所以才会把我们排搁最上头。
    9连长是鲁省人，嗓门儿特别大，他的声音他在山顶的坑洞里都能听见。
    不过我没见过他，他一直在外围阵地跑来跑去，炮击时也呆在外面做地哨。
    第三天他的哨卡被重炮直接命中，尸体都没找见。
    那之后，我们排长嘴里就只剩9连长的好了，打到最后一天只有他在躲炮时还有精神唠叨，说回去之后高低得给9连长供个牌位。
    我们排长叫姚振标，东北抗联出来的老游击，三八枪打得特别准。
    如果不是因为不识字没文化，他早就升上去了，不至于只当个排长。
    其实他也一直在外头跑来跑去的，因为只有他有把握隔着400米打中敌人的军官。
    连里文书每天给他记着，4天里毙了3个伤了2个，直接打断了骑1师3次进攻。
    第5天文书被炸死了，他的本子也找不见，姚排也就没了个人功，最后跟我们一起记得集体功。
    姚排最后活下来了，我们排三十号人上去，就活下我和他。
    他是99年没的，七十三八十四，他死在八十五，算是喜丧了。
    我记得他真在家里给9连长供了个牌位，去世前几年还给我写信，让我把这活儿接过去。
    我说部队上不兴搞这个，人家9连长在陵园有衣冠冢。”
    老李说到这里又停下了，仰着头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陈一鸣趁机出了书房，顺着走廊走到厅里，找到一个饮水机。
    他拿过一个纸杯子接了一杯水，端回去放在桌子上。
    李玉成低头看了一眼，说道，“知道给我接水，不知道自己去搬把椅子？”
    陈一鸣赶紧照做，这老头儿性子太难捉摸，难得给他个好脸，千万要珍惜。
    端端正正坐好了，听老李继续讲故事。
    “现在我不这么想啦，我们那几个活下来的，都该给9连长供个牌位。
    因为天马山的主坑道，就是9连长一力坚持，才挖到那么深的。
    9连刚接防的时候，主阵地的坑道不过两三米深，就是个大号防炮洞。
    9连长觉得整个山头就那里最好挖，晚上睡觉前都要让战士们挖几铲子再睡，就这么天天挖天天挖，一直挖到十几米深。
    说起来那山也怪，山顶那块大石头好几米高，又大又滑连道缝儿都没有，我上了阵地就想着爬上去看看，到撤下去时也没成功。
    别看石头又大又硬，但石头下的土却软得很，难得有炮弹落在石头周围，也顶多炸得暴土扬长的，洞里的人安全得很。
    我们就是靠着那块大石头和石头下面的深坑，撑过了最后一天，等来了增援。
    从那个山头活着下来的，都得念9连长的好。”
    陈一鸣试探着提问，“外围阵地都丢了，那敌人靠近了封锁洞口怎么办呢？”
    李玉成瞟了他一眼没有回答，而是继续自顾自地说。
    “最后一天敌人的炮打得更猛，山头上只有大石头底下能待住人。
    我们把坑道口往斜里挖，在石头侧面各安排了一个哨位，敌人打炮的时候只上去两个人。
    大部分炮弹都会被石头弹开，不过哨位上的人还是必须不断轮换。
    重炮的动静太大，时间稍长人就被震得晕晕乎乎的，被敌人摸到眼巴前都感觉不到。
    一开始十五分钟一换，再来十分钟一换，最后三五分钟就得换。
    我的耳朵就是那时候震坏的，此后几十年睡觉的时候都嗡嗡响。
    炮火一过顶，我们就往外跑，必须在敌人靠近石头之前，把石头两侧山脊的制高点控制住，把敌人压制在顶峰下面。
    冲锋枪早就打坏了，三八枪这时候不顶事，我们就只管扔手榴弹。
    9连长在主坑道里屯了大量的手榴弹，我们排上来时也一人扛了一箱。
    那几天缺粮食、缺60炮弹、缺水、缺鞋，什么都缺，只有手榴弹不太缺。
    重伤员把手榴弹箱子从坑道最里面拖出来，轻伤员把箱子头顶肩扛推到坑道口，我和李二和两个年轻跑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