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天的到来，崇祯帝应该是有预感的，不过，当预感以如此之快的速度，真的要变成现实的时候，崇祯仍是感到突然，甚至有点难以接受。
    崇祯对时局的估计，一直就抱有幻想和侥幸，但是也正是这些幻想和侥幸，才使他落到了此时进退无路的地步。
    当初在李自成的军队刚杀过黄河的时候，崇祯和他的大臣们就在商讨应对之策。
    除了前边所说的李建泰奉命督师的闹剧之外，其实当时还真是提出来了两个对策：一是调辽东总兵吴三桂部进关守卫京畿，抵挡李自成；一是南迁，退守东南半壁江山。
    关于征调吴三桂进关，其实崇祯早在一个月前就在召对群臣时候提出来了，崇祯想抽调五千精兵随吴三桂入关，并认为关外余兵尚多，调走五千仍可支撑局面。
    崇祯是一个优柔寡断而且还不愿负责任的人，他还擅长诿过于大臣。
    所以他并没有直接下达调兵命令，而是要求大臣们商议后再决定是否实行。
    崇祯把皮球踢给了大臣们，而早已深知他的德行的大臣们，则又把皮球踢了回来。
    首辅陈演坚决反对调吴三桂入关，兵部尚书张缙彦也持此态度。
    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担心吴三桂率精兵一撤，不仅宁远等地不保，就连山海关能否守住也成了问题。
    如此重大之事，哪里是大臣们能负得了责的，因此还得请皇帝圣裁。
    最后锅还是由崇祯自己背了起来，下诏决定放弃宁远，调吴三桂进关。
    不过，陈演等人并没有立即去执行此策，他们一议再议，不断扯皮，千方百计地想推卸责任。
    一直到了半个月前，蓟辽总督王永吉、巡抚杨鹗、吏科给事中吴麟征，再次奏请放弃关外宁远等地，调吴三桂入关屯卫京师。
    崇祯对陈演等人的拖延也已十分不满，便将此疏让陈演及大学士魏藻德阅读，两人不敢应对。
    说到底还是陈演等人，害怕负责任而不敢决策。
    他们先是请崇祯召见吴三桂之父吴襄，询问吴襄的意见。
    在得到吴襄肯定答复后，他们竟又请崇祯下令派人赴关外询问吴三桂的意见。
    这样的一来一往，便到了月底。
    六月二十二日，李自成兵锋已经直指北京了，实在是不能再等了！
    崇祯这才下定决心，于是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挂平贼将军印、援剿总兵左良玉为宁南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
    不久又补封山东总兵刘泽清为平东伯。
    六月十八日，崇祯帝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宁远总兵吴三桂入卫京师，同时檄调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勤王。
    这几路勤王的人马，吴三桂是根本没有赶到北京，而山东总兵刘泽清则谎称有伤，在大掠济南后率兵南逃。
    唐通倒是及时赶到，但是就是他把居庸关，拱手让给了李自成。
    至于南迁之议，早在二月初，左中允李明睿就曾经向崇祯提出，却被崇祯严词拒绝。
    但是随着形势的急剧恶化，驸马巩永固、督师李建泰、左都御史李邦华等人也纷纷提出南迁之议。
    南迁之议一共有两个方案，一种方案主张崇祯赴南京，太子留守北京；而另一种方案则是主张太子先赴南京，崇祯本人则留守北京。
    崇祯的意思，当然是愿意自己赴南京，而把太子留在北京。
    但是出于照顾面子，他又希望大臣们能出面固请，并以亲征之类的名义出京南赴。
    可是以陈演为首的内阁，却不肯出面承担责任，而且还有不少大臣反对此举。
    到了后来，崇祯看到支持太子南下监军的大臣越来越多，就担心生出事端来，就下决心都留在北京，谁也不去南京。
    为此他还有着一番漂亮的说辞：“祖宗辛苦百战，定鼎此土，贼至而去，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
    他对于建议太子南下监军的主张更是不满。
    他斥责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如此不济，孩子家又能做什么？”
    崇祯对时局仍抱有幻想和侥幸，他仍然寄希望于李建泰的督师，还幻想着吴三桂等部的入卫勤王。
    他甚至认为即使李自成兵临城下，也未必就能攻破北京城。
    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想法可以说是痴人说梦了。
    六月二十七日，，李自成率领的大军进抵北京城下，同日开始攻城。
    当时京城的防守，外则由襄城伯李国桢主持，内则由提督太监王承恩负责。
    李邦华整理京营连一年的时间都没有，连老幼病残的杂兵都没清理完，最可怕的是崇祯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拿出来！
    京营连最基本的武备都没有，李邦华只能修理一下老旧兵甲，组织了五六万人还算壮年的兵士守城！
    京畿之地除了京营，还有李国桢的“三大营“驻扎在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