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延河》主编推荐的是余桦写的中篇小说《现实一种》，讲述的是兄弟互相残杀，以消灭对方子患为目的的故事。作者以极为冷漠的叙述语调，讲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现实一种”。

    余桦自从去年在鲁院学习回去之后，对于先锋类小说技巧掌握日渐成熟，创作也进入一个高潮期，相继发表了《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世事如烟》，这次又写出《现实一种》。

    一部具有先锋实验色彩的荒诞小说，余桦以极为冷漠的叙述语调，讲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现实一种”，表现了理性的脆弱和荒谬，饱含着对人性凶恶的愤怒和焦虑。

    余桦的风格已经为大众读者所熟悉，有人称他为国内“最血腥、最冷漠”的作者，当然指的是他写的文章。

    不过这一期让读者最感兴趣的不是这篇先锋类小说，而是方明华写的那篇《秋菊打官司》。

    没有过多晦涩难懂的句子，更没有飘忽变幻人物思绪、交叉拼接情节段落，用平实的语言写一个农村妇女不屈不挠打官司的事。

    “讨个说法。”是女主人公最常说的一句话。

    “刘常委？你好，我是方明华。”方明华赶紧说道。

    方明华看到这篇评论文章已经是三天以后。

    方明华喝着茶，悠闲的看着报纸。

    急什么？

    后面不是要举办一个新写实小说研讨会吗？

    这可是八十来年代文坛最后一个小说热点啊。

    “刘常委，不用这么麻烦，我和张亿谋也比较熟，我给他说。”

    “如果真能达到这个效果，那我也满足了。”方明华很谦逊。

    “呵呵，当然，不过我觉得还不够。”

    让张亿谋拍这部电影？

    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只是不知道，现在张亿谋在干什么？

    张亿谋家没有装电话，像他这样的导演，在西影厂也没什么固定的办公室，方明华只好打电话给吴天民，问张亿谋的消息。

    因为笑，艺谋的嘴张得特别大，眼睛几乎眯成一条线，短粗而又浓厚的眉毛拚命向眉心挤，鼻翼两侧的嘴角沟线也越发分明起来。

    后来莫岩看到这张照片评价：“这副尊荣，他真像我们村里的生产队长。”

    就在这个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方明华拿过话筒，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小说发表后，立刻引起一片热议，著名评论家李坨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

    “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街上的女人抹着猩红的嘴唇，头发烫成层叠的卷堆在头上，高跟鞋笃笃作响；行人步履匆匆，来不及感受周遭燥热的空气――一切都开始加速前进，欣欣向荣，似乎某种力量正在觉醒。

    “是吗？刘常委，我最近工作忙，我还没来得及看。”

    也请李坨过来，大家畅所欲言，好好争论一番。

    对于李坨的评论，他是认可的，不愧是后面的“坨爷”之称，当然李坨在文章最后的发问，方明华并不打算回答。

    最后问一句方明华同志：从去年那篇《站台》，到今年的这篇《秋菊打官司》，如果再算上前几年写的那篇《一个都不能少》，写的都是现实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文坛一片“先锋”笼罩中，依旧有着现实主义小说的生存根基？而你称之为新写实小说。”

    又聊了几句，才挂掉电话。

    在柏林，他一直拒绝穿西装，要不是登台前如果不是事先有人以维护国格“威胁”，他觉得穿着平时那个粗布棉袄上场挺好。

    “哦，您说。”

    “小说这种载体受众还是比较小，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老百姓也很少看杂志小说，为了扩大影响力，我建议拍成电影！”

    “是明华同志吗？”

    第一次看到民告“官”，最后竟然还赢了！

    此时的张亿谋还笼罩在一片幸福当中。

    就在这个时候，外面突然传来敲门声。

    这个秋菊，还有小说中作为“反面人物”的村长王善堂，他们的一举一动看上去是还那么熟悉，还有那些故事，仿佛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多谢刘常委鼓励。”

    就在今年，2月12日举办的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张亿谋凭借电影《红高粱》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这是这是中国电影人首次在欧洲大三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

    “明华，你写的那篇小说《秋菊打官司》非常好啊，昨天的《人民日报》你看了吗？报纸专门对这篇小说进行点评。”

    当时，张亿谋穿着出国前才做好的西装，他大笑着接过那尊因《红高粱》而获得的“金熊”，然后把它高高地举过头顶。金熊在他头顶上灿灿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