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开始，刘武周基本上与李唐王朝是同步发展的。那个时候，李渊父子晋阳起兵。趁着李家父子进军关中，经略长安的机会，刘武周借机壮大，成为了李唐王朝在山西最大的军事隐患。

    到了武德二年(619年)三月，唐朝的内外形势，逐渐趋于稳定。于是，唐王朝开始将进攻的目标，锁定到了日益坐大的刘武周政权。唐高祖李渊的想法是，为了尽快东进中原，只有速战速决，迅速消灭刘武周，清除掉这个盘踞在太原周边的肘腋之患。

    可是，唐高祖没有想到，接下来，事情的发展态势，却远远出乎他的预料。唐朝即将面临的，将是一场极其艰难的恶战。而且，李渊显然低估了刘武周的实力。刘武周这个对手，是继薛举、薛仁杲父子后，唐朝所遇到的，第二个强劲的对手。他对唐朝所造成的伤害，丝毫不亚于薛氏父子。

    更让李渊没有想到的是，还没等唐军主动发起进攻，刘武周却来进犯唐朝了。武德二年(619年)三月，刘武周亲率大军，入侵太原。不仅如此，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固若金汤的太原城，竟然轻易地被刘武周占领。太原一丢，唐王朝的整个河东防线，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事实上，太原失守，在某些方面，是存在先兆的。军事问题，是一方面。关于军事上的失误，后文马上会写到。除了军事失误，太原失守，还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内因和外因。这两个因素，间接导致了太原的失守。

    首先，先来看外因。

    太原失守的外因，正是突厥的从中作梗。众所周知，刘武周的背后是突厥。一直以来，刘武周是突厥扶植的一股割据势力。所以，在刘武周与唐朝的战争中，突厥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

    从北周时期开始，突厥便是中原王朝在北方最大的外敌。可以说，突厥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过。后来，隋朝建立，隋文帝通过战争的手段，一举打败突厥，致使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因而，突厥被迫向隋朝称臣。

    但是，突厥毕竟是曾经的草原霸主，它不甘心永远臣服隋朝，当隋朝的“马仔”。所以，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第二次北巡，被始毕可汗的数十万突厥骑兵，围困在了雁门郡。“雁门之围”后，突厥与隋朝正式决裂。从此，突厥开始不断出兵南下，袭扰隋朝的边境重镇，这才给创造了刘武周崛起的机会。

    隋末天下大乱，中原陷入了一片混战。突厥看到中原混乱，便想借机大捞一笔，趁火打劫。甚至，到了后来，突厥还想操纵中原局势，将中原地区的一些割据势力，变成自己的附庸。

    前文提到过，李渊晋阳起兵之时，为了稳住突厥，不希望突厥趁自己进军关中，袭击太原。因此，正式起兵之前，李渊委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卑辞厚礼，不惜以一种屈辱的姿态，换取突厥方面保持中立：

    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唯可汗所择。(《资治通鉴》)

    然而，李渊称帝之后，唐朝与突厥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唐高祖不是傻子，他当然明白，突厥所有的举动，都是希望唐朝成为突厥的傀儡。为了不让突厥的阴谋得逞，唐朝建立之后，便开始了统一天下的进程。在建国的头两年，李唐王朝先后消灭了陇西薛氏、河西李轨两大割据势力，实现了对西北地区的统一。

    李唐统一西北，无疑是给了突厥兜头一锤，深深触碰到了突厥的既得利益。因为无论是薛举，还是李轨，西北地区的割据势力，都与突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李轨麾下就拥有一支西突厥骑兵。

    唐朝连续消灭了陇西薛氏、河西李轨两大政权，一举囊括西北，摆明了，是在和突厥叫板，将突厥的势力，从西北地区驱逐出去。对于唐朝这种强硬的举动，突厥也不是吃素的，它也要采取相应措施，遏制唐朝统一战争的推进。如何遏制呢？突厥人想到了一个办法，总结起来，四个字：以汉制汉。

    所谓“以汉制汉”，简单来说，就是突厥在唐朝周边地区，扶植多个割据势力，借助这些割据势力，压制李唐。当时，突厥主要扶植了两大割据政权，它们分别是：山西刘武周、朔方梁师都。

    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隋朝的朔方鹰扬郎将梁师都，发动兵变，杀害了郡丞唐世宗，占据朔方郡，自称大丞相，北结突厥。随后，梁师都攻陷了雕阴、弘化、延安等郡，占据了今天陕北延安的部分地带。

    梁师都占据延安后，自立为帝，国号梁，改元“永隆”。不久，突厥始毕可汗也承认了梁师都的合法地位，赐予他“狼头纛”大旗，册封为“大度毘伽可汗”，又称作“解事天子”。从此，梁师都便成为了突厥所扶植的一个傀儡政权。

    突厥在山西扶植刘武周，在朔方扶植梁师都，等于是在唐朝的东、北两个方向，布下了两颗钉子。刘武周、梁师都，是突厥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