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古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殷商时代出现的“早期青瓷器”，最早属于郑州二里岗时期，标志着中国瓷器的起源。在郑州商代中期居住遗址和墓葬中，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中期墓葬中也都出土一批“早期青瓷器”。商代晚期的早期青瓷在河南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河北藁成山东济南大辛庄，山东益都，江西清江吴城等地都有所发现。早期青瓷器选料尚不够精，工艺较简陋，器型品类较少，釉层厚薄不匀，而且容易剥落，与成熟的瓷器尚有一定距离。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西周时期早期青瓷发现比较普遍；如北京琉璃河，河南洛阳，陕西西安，甘肃灵台，安徽屯溪，江苏溧水，江苏句容等地遗址与墓葬中均有发现；器类、胎釉等方面较之商代有了较大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下游如江、浙、赣等省及东南闵、粤、桂、湘、台等省区，中原如预、晋等省都出土了大量早期青瓷器，胎质细腻、成型端好，釉质均匀、器类增加。在浙江，发现了发现了烧造早期青瓷的龙窑窑场（一说殷周时期湘、赣一带已有发现），也有用圆窑烧造早期青瓷，用陶瓷碎片及扁圆形垫珠，未见更先进的窑具。战国晚期，早期青瓷的烧造因为楚文化的东进而出现一次中断。秦、两汉又见一些同类的产品，东汉是“早期青瓷”终结期。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东汉时期是成熟的青釉瓷器出现期。古代工匠在浙江上虞一带烧成了成熟的青瓷器，胎土细致，瓷胎已烧结，胎釉结合紧密，在还原气氛中烧成，釉色纯正，透明而有光泽。此时还出现了黑釉瓷。此时龙窑有了很大改进与提高，出现了斜底直筒状垫座、束腰喇叭形垫座、三角支钉等专门的窑具。东汉时期是中国瓷器使上的重要阶段。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