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风云变幻、英雄辈出的时代，有一些人物在尚未登上高位之时，也曾经散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芒，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和寄予厚望的对象。李定国便是如此，这位曾经在战场上屡建奇功的豪杰，以“两蹶名王”之壮举震惊天下，使得世人皆将他视为当世无可匹敌的名将，更为南明朝廷与大西军重望所归。

    然而，命运总是充满着戏剧性的转折。当李定国自己坐上了孙可望曾经的位置时，他真实的一面逐渐展露无遗。昔日那个备受敬仰的英雄形象开始出现裂痕，令人不禁感叹世事无常。

    就在此时，原本就对云南、贵州等地虎视眈眈的清兵更是如狼似虎地逼近。更糟糕的是，孙可望在走投无路之下选择了投降清朝，并毫不犹豫地向洪承畴献上了西南地区详尽无比的地图，同时还将大西军内部的具体情况和盘托出。这无疑让清军对敌人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从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三年，公元 1658 年）的二月，清廷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果断做出了分兵三路攻打贵州的决策。其中，平西将军吴三桂与都统李国翰率领北路军气势汹汹地从四川方向发起进攻。由于刘文秀已经离世，其麾下的将士们对李定国心存不满，不愿再为其效力，于是纷纷倒戈投降了吴三桂。

    另一边，征南将军卓布太统领南路大军，自广西长驱直入。而中路则由靖寇将军罗托会同大学士洪承畴亲自指挥，从湖南一路杀来。一时间，战云密布，硝烟四起，贵州大地陷入了一片血雨腥风之中。

    话说那大西军原本应当与敌军针锋相对，奋勇厮杀，怎奈此刻李定国正身处永昌，忙于镇压王自奇和关有才所发动的叛乱。这场突如其来的内乱使得李定国分身乏术，根本无暇顾及外部敌人的侵袭，从而给了吴三桂等人可乘之机。

    只见吴三桂率领大军势如破竹，一举攻陷了遵义；而另一边，罗托也顺利地攻克了贵阳；与此同时，卓布太更是长驱直入，占领了独山。如此一来，这三支敌军形成掎角之势，宛如三把利剑悬于云南上空，对其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

    时间转眼来到了永历十三年七月，局势已然万分危急。在此关键时刻，永历帝当机立断，任命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全权负责抵御外敌之事。接到圣命后的李定国深知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即着手部署反击事宜。

    经过深思熟虑，李定国先是修书一封送达李来亨处，信中详细阐明了当前形势，并请求夔东十三家出兵围攻重庆。这样做既能有效牵制住湘楚一带的敌军，又能减轻自身正面战场的压力。

    紧接着，李定国调兵遣将，派遣冯双礼和祁三升率领部分兵力据守贵阳附近的鸡公背。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二人在此构筑坚固防线，以阻挡敌军中路的进攻。

    同时，李定国还派出李承爵前往普安黄草坝建立营垒，严密防守，以此抵御来自敌军南路的攻击。此外，他又指派白文选占据遵义孙家坝，凭借有利地形阻击敌军北路的推进。

    这一部署从本质上来说完全属于消极防御的范畴。彼时的局势相当复杂，清军刚刚踏入贵州这片土地，其军事力量呈现出分散的态势。倘若李定国能够果断地集中自己手中的兵力，全力猛攻其中一路清军，那么整个战局或许就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在指挥作战方面，李定国却不幸中了洪承畴所设下的计谋。

    就在那时，冯双礼向李定国提出增加兵力进入贵州，并主动出击攻打贵阳的请求。而在此期间，李定国竟然收到了一封来自洪承畴的书信。信中的内容大致如下：“我本人原本就是前朝的戴罪之人，心中一直怀着与您同舟共济、共同抗敌的志向。如今只需要静静等待吴王（这里所指的便是吴三桂）的到来，待到他抵达之后，我们双方即可联合所有兵马听从统一指挥调度，如此一来便无需劳烦贵军长途跋涉、远道出征了。”面对这样一封信函，李定国一时之间难以分辨其真伪，因此不得不延缓了增兵的计划，最终导致贻误了宝贵的战机。

    时光匆匆流逝，转眼已到了八月份，李定国方才率领大军向东挺进。但不巧的是，此时正值雨季来临之际，道路泥泞不堪，军队每天行进的距离仅仅只有一二十里而已。长时间的艰难行军使得士兵们疲惫不堪，士气也随之变得极为低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军则趁此机会获得了难得的喘息时机，得以休整部队并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实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军逐渐占据了上风，并开始对云南发起猛烈的攻击。

    同年九月，清廷当机立断，增派信郡王多尼担任三路大军的统帅，气势汹汹地向云南进军。时间转眼来到十一月，寒风凛冽，战局愈发紧张。中路的多尼部队如猛虎下山一般，在鸡公背这个险要之地大败冯双礼所率领的军队，并以破竹之势接连攻陷了安庆和曲靖两座重要城池。与此同时，北路的吴三桂大军也不甘示弱，在七星关将白文选打得节节败退。而在南部，卓布太所部更是步步紧逼，直抵凉水井，最终成功